黃宗英和她的現代貞節牌坊
作者：彭小明
中國政壇即將接納一代知青中的政治人物成為主要領導人，於是“知青”道路的文學作品又應運而生，尤其是所謂的青春無悔之類的喧囂又再度紅熱起來。可是知青道路的“青春無悔說”立刻遭到了迎頭痛擊，至少在網路世界變得難以藏身。
這裡介紹一下黃宗英的情況。她是1949年前的老影星之一，後來改行寫報告文學，晚年以黃昏戀（對象是臥底文人馮亦代）出名。老知青痛恨上海女作家黃宗英！她是萬惡的上山下鄉政策的吹鼓手，並籍此浪得名作家之名。德國人民不僅清算納粹希特勒、戈倍爾和東德昂納克、克倫茨的罪行，也要追究具體作惡的劊子手和吹鼓手。德國小說《朗讀者》告訴人們，希特勒建立了奴役人民的暴政，女獄卒漢娜則是押解和驅遣猶太婦女兒童走向焚毀的兇手。毛澤東發動了驅遣青年下鄉的運動，黃宗英也是強迫下鄉的幫兇。
知青下鄉是現代中國人繞不開的悲情話題。兩千萬男女青年在無外敵入侵的和平時期從城市到鄉村，從沿海到邊疆的大規模強制遷徙，牽動了中國主要大中城市的每一個家庭和單位。造成了億萬人民財產、生命、親情、婚戀、教育、就業一系列的嚴重困難，影響了中國社會幾代人的命運和精神面貌。這一場重大的變亂，牽涉其間的幾代知青及其後裔不能不認真地追問千百個為什麼。知青下鄉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抗戰時期（《青年運動的方向》）開始到文革鼎盛時期，乃至（1968年12·21指示）全面強制施行，皆是毛澤東封建小農思想最典型的集中表現，其實在馬列主義裡也根本找不到根據。毛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本身就是一個理論上的笑話。按列寧的經典說法，（《怎麼辦》）工人階級中並不能自發產生先進思想，而需要從外部灌輸先進的革命思想，更何況農民群體？照此邏輯，中國的知青和農民其實都是應該接受思想灌輸的物件，知青們年齒尚幼，文化水準也偏低，除了極少數老三屆高中生外，因文革時期的政治干擾都只有高小或初中水準；農民由於經濟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更加缺乏對青年進行革命教育的能力。毛澤東在中國亟待普及教育的時期卻摧毀教育，把青年趕往農村。恰恰是錯誤的思想導致的錯誤決策，讓幾代青少年作出了無謂的犧牲。
文革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李先念不得不承認：知青下鄉造成了知青、家長、農民、國家“四大不滿意”。從整體下鄉的結果來看，所有的知青農場全部虧損不賺，雲南知青農場所有的橡膠樹，百分之百死亡。插隊青年對集體經濟只是負擔鮮少貢獻。由於知青本身文化上的欠缺，對於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的作用微乎其微，跟國家、家庭和個人的損失相比，絕對不成比例。秦始皇築長城，人民備受流離顛沛，好歹還留下了一座著名的古老建築；上山下鄉讓數億個家庭飽受折騰，基本毫無建樹，絕大部分回城知青成了就業、成婚、下崗的老大難。極少數幸運者考上了大學，在文史哲領域嶄露頭角，國家依然遭遇了歷史罕見的現代科學和現代教育的嚴重斷層。知青下鄉從根本上違背了經濟發展必須的城市化、工業化的基本方向，是逆世界潮流的徹底反動的經濟戰略。
黃宗英靠“知青文學”發跡而成為作家每一個下鄉知青都記得，除了極少數幹部子弟為主的團隊以外，所謂的 “自願”下鄉都是虛假的說法。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是對農村情況完全無知而懵懂出行，而小部分不肯下鄉的則是一律採取了轟、壓的辦法，強行逼迫下鄉的。如果不肯就範，便不斷敲鑼打鼓騷擾不停；你家有黨員，立刻到單位施壓；抵觸下鄉的家庭，宣傳隊列隊敲門誦讀主席語錄，晝夜疲勞轟炸，直到全家招架不住，到街道辦事處“自願”報名為止。這些都是文革下鄉高潮時的做法，在文革前夕不少家庭還能提出一些藉口，比如咱家子女身體弱，咱家子女成績很好（能考大學）之類的說法，希望躲避下鄉的出路。當時就出現了一個著名的典型人物，北京市女高中畢業生侯雋，主動放棄高考，到（當時的河北省）天津市寶坻縣竇家橋插隊務農。
1963年7月23日黃宗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特別的姑娘》，介紹了高中畢業生侯雋放棄高考下鄉的宣傳典型。在這之前，黃宗英已經發表了介紹邢燕子（回鄉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黃宗英的報告從輿論上堵死了知識青年躲避下鄉的所有路口。此時三年特大饑荒剛剛過去。雖然黨政宣傳嚴密掩蓋災情和三千七百萬人（主要是農村人口）餓死的情況，但是知識階層和各級幹部（通過彭德懷的發難和申訴及其悲劇命運）對於當時農村的困苦並非全然不知，（與農村聯繫較少家庭的青少年瞭解不多）。人們知道農村戶口就意味著沒有工資，沒有商品糧，所以黨政宣傳鼓動下鄉的號召在城市人民當中反應寥寥。
所有介紹黃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樂道地記敘說《特別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發表的。這種說法恰好證明了黃宗英的文學作品根本不是代表了當時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黨政領導的政治需要。說得更加透底一點，撰寫這類文章也是黃宗英本人的一種需要。批武訓傳和反右等運動之後，她已經領教了毛對魯迅和其他知識份子的態度。1962年短暫的寬鬆剛剛過去，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又開始讓中國文化界感到黑雲翻滾，氣抑胸悶。林家鋪子、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謝瑤環等電影戲劇遭受批判，文化界人人自危，黃宗英趙丹夫婦決非沒有感覺。所不同者，他們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動去迎合黨政宣傳的勢頭。趙丹參與了拍攝知青改造思想的電影《青山戀》。把苦澀寫成甘願。結果也未討得領導的歡心。直到文革後他臨終徹悟，發表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十字真言。而那時的黃宗英卻接過了周恩來的暗示，抓住下鄉插隊青年的題材，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
記得1964年，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實驗小劇場筆者聽過黃宗英的報告，內容就是《特別的姑娘》。偌大的座池連三分之一都沒有坐滿（發出的票子沒多少人來聽）。黃宗英竟是由市委宣傳部的官員陪同上臺的。她的文學化口吻，場下很少迴響。幾乎與此同時，主演《林家鋪子》和《早春二月》的藝術家孫道臨卻被指令到吳涇化工廠工地參加體力勞動，廠黨委宣傳幹部對我們這些也在該廠勞動的中學生們提到孫道臨時，輕蔑地直呼“這種人，哼，資產階級。沒什麼了不起！”那種敢於把市民們崇拜的電影明星一口罵倒的得意之色溢於言表。兩相對照，印象殊深。同是從舊上海文藝界出身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實因黃宗英能機靈迎合黨的需要而已。黨的號召已經發出，難道不夠嗎？不夠。需要加強社會輿論，說出黨政檔不便說出的內容。《特別的姑娘》就能完成這樣的任務。比如針對許多家庭關於子女體弱，成績優異這類的想法，黨政檔就不好正面批駁，樹立一個侯雋這類的典型，侯雋“因品學兼優獲得北京市教育局的獎狀”；侯雋的“身子又單薄”（《特別的姑娘》第5頁和第7頁），就可以堵住知青家長們的怨言。
黃宗英決不會不知道，當數以萬計的女青年為了一張入學通知、一個招工指標、一個回城名額而不得不“自願”向那些社隊幹部、農場領導屈從逼婚或奉獻貞操的時候，這看不見的壓力中也有一份是來自她的報告文學？有人說知青下鄉的文藝作品，汗牛充棟，黃宗英只是其中之一罷了。不，絕大多數的知青下鄉作品都
是領導安排，作為任務下達的創作命令。歷次運動文藝界人士都少不了這類尷尬。但是黃宗英的知青作品是她自己找上門去寫的，首開風氣之先。《特別的姑娘》開宗明義就說她“按計劃日程本該離開寶坻縣了”，她是“計畫外”采寫了這篇文字。她也知道鼓吹知青下鄉的文學作品假話連篇，遭人唾駡。黃宗英的思想左得出奇。《特別的姑娘》中的小機靈只是離開竇家橋嫁到鄰縣當了一名小學代課老師，文章就把小機靈說成是落後青年。黃宗英連這樣可憐的小姑娘也不肯放過，實在是太狠心了。除了1996年在《雁南飛·黃宗英傳》中她向“小機靈”表示道歉以外（第109頁），對於文章總體傷害過的全國知青沒有表示過任何道歉。不僅沒有道歉，而且時時處處還洋洋得意，反以為榮。
2001年她對文藝報記者說：“我很喜歡《文藝報》，是《文藝報》把我捧紅的。那時候我寫的報告文學，是《文藝報》發了評論文章，我就一下子紅了”。但是翻遍文革以後出版的黃宗英作品選，卻沒有一本選入了《特別的姑娘》和《小丫扛大旗》這兩篇“成名作”。為什麼？因為這種文字僅是黨政需要的應時鮮果，塵埃落定的今天，早已枯朽腐臭見不得人。《特別的姑娘》和其他歌頌上山下鄉的文藝作品《朝陽溝》、《年青的一代》和《邊疆新苗》等作品一樣，不僅嚴重脫離現實，向壁虛構，而且在它們被創作、被宣傳的時候，恰恰正是大量知青和家庭因分離、貧困而痛苦甚至千方百計躲避逃亡的時候。
黃宗英的報告文學自成系列，刻意形成一組表現中國女性知識群體的作品鏈。從邢燕子、候雋開始，到秦官屬、徐鳳翔……。其實黃宗英的投注是選擇性的。出國前筆者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擔任過編輯，理論上可以說是黃宗英的同事。但是她從來不來上班，只有領工資或有其他大事才會偶爾露面。有一次她來到單位，講了一個她經歷的真實故事。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社會上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消息頻頻傳來。黃宗英經常出入西藏和新疆。有一次她路過青海格爾木地區。不料有人走漏了上海女作家來訪格爾木的風聲。當她到達格爾木市招待所的時候，外面忽然聚集了一大批群眾，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強烈要求會見來自上海的女作家！來人越聚越多，估摸竟有好幾百人。他們手中拿著文字材料，口中念念有詞，我們要見上海作家！上海女作家，幫幫我們的忙吧，幫我們為親人平個反！……格爾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青海是全國著名的勞改大省。歷次運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壞分子者，判刑後多半押往這些省份，上海民間俗稱“紐西蘭”，實指新疆、西寧和蘭州，泛指大西北勞改農場。這些可憐的人們都是五六十年代被押往青海的勞改人員家屬子女。其中到底有多少冤假錯案，無人知曉。黃宗英面對這樣的場景驚懼萬分，她根本不願意跟這些婦女接觸對話（其中就沒有一些知識婦女？），終於在市委接待人員的協助下僥倖脫
身，虛驚一場。或許人們歎息，黃宗英錯失了一次可以獲得天津作家楊顯惠撰寫《夾邊溝紀事》那樣的機會。黃宗英是沒有那樣的膽識和眼光的。文學批評不宜揣度和臆測作者的主觀意圖。
從效果來看，黃宗英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現行體制下獲得權力照顧和支援的物件，而絕不是無權無勢或備受爭議的冤魂。有人說，黃宗英晚年已經大徹大悟，不必對她緊追不捨。她的子女（周旋的兒子也應是她的養子）經歷了文革和下鄉的煉獄。她徹悟到什麼程度，知青們怎麼知道？她的悲愁並不足以抵消作品造成的災難。就像劉少奇王光美受到了文革最殘酷的蹂躪，但是歷史仍不會忘記他們夫婦四清中的桃園經驗、文革初的資反路線造成的恐怖和虐待。
黃宗英的傳記《雁南飛》第125頁描寫女兒趙橘要去黑龍江插隊的情景充滿悲情。文中還提到周民去江西和周偉去內蒙插隊。此時此刻黃宗英竟沒有一句《特別的姑娘》裡理想主義的口號，“去農村把苦吃個乾淨”（第六頁）。黃宗英為什麼不鼓勵他們去當《特別的姑娘》中所歌頌的“攥書本扛鋤頭的烏腳梗”（新農民）（第四頁）？為什麼不像對侯雋那樣鼓勵他們說：“黨支持你們”！（侯雋鳳凰網訪談）為什麼不督促自己的女兒爭當新的侯雋邢燕子？
黃宗英的文學成就可以簡單的概括，就是“小機靈”文學。黃宗英筆下的小機靈只是一位可憐的小知青，其實黃宗英才是中國文壇的“小機靈”。她能機靈地發現黨政宣傳即將注重那些人物和事態，於是濃墨重彩地去加以描繪。同時機靈地回避某些敏感主題，黨政領導不願意涉及的主題。她一生中最值得褒獎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證實了反右時期羅稷南與毛澤東關於“魯迅如果活到反右時將如何”的那一次驚心動魄的對話。但是考慮到黨政領導不會喜歡這類話題，在完全由她自己主導撰寫的傳記中竟然隻字未提這一軼聞。看黃宗英的一生，她在影壇僅僅創造了一個略見真情的悲情女（梅表姐），在文壇她卻充當了一個機靈應對政治需要的女“演員”。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意義。
現代貞節牌坊
上山下鄉運動塑造了一系列宣傳名人邢燕子、候雋、董加耕、張韌、趙耘、魚珊玲、朱克家、張鐵生、白啟嫻、柴春澤等。青年總是單純青澀、懷抱理想的。黨政宣傳把他們推上下鄉模範的高端以後，他們就變成了政治符號，逐漸身不由己。他們成了上山下鄉運動的現代貞節牌坊。
貞節牌坊本來是宋明以來朝廷為了推行封建禮教、旌表民間貞女節婦的牌坊型石砌建築，隨著時光的流逝，那些接受旌表的烈婦貞女本身也變成了“存天理滅人欲”吃人禮教的精神貞節“牌坊”。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人也是“存天理滅人欲”的現代版貞節牌坊。古代貞女節婦並不是好做的。未成年丈夫去世，將終身與木偶相伴；成年寡婦則不得再醮。牌坊是歷代婦女的血淚築成的。人類學家潘光旦教授翻譯的《性心理學》中添加了譯者精心摘編的注釋。第274頁的長注中介紹了清《諧鐸》中關於某節婦的身世及其臨終告白。她17歲出嫁半年守寡，產下遺腹子。80歲臨終時兒孫繞床。她竟勸說子孫媳婦，如果寡居，可守則守，難耐則可再醮。並自陳青年時代守寡，冷壁孤燈，晨風夜雨，淒涼難耐。甚至遇有英俊表親來訪，幾乎心動欲奔。因此臨終實言相告。
然而現代貞節牌坊更不好做。封建節烈，只要心如古井面如死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默默忍受與性生活、性愛相聯繫的靈肉壓抑便可以功德圓滿。而現代貞節牌坊則更加複雜，不僅婚姻愛情受限，而且升學、求職、舉手投足全都身不由己，還要經受政治風浪的顛簸和驚駭。邢燕子的婚姻完全是由黨組織指定的。邢燕子說“我不後悔”。雖不後悔，難道就沒有遺憾嗎？更有那一位突破“傳統觀念，跟農民結婚的大學畢業生”白啟嫻，完全沒有任何愛情基礎而勉強成婚，原要離婚，卻陰差陽錯被捧為新風俗典型。可憐一個愛說愛笑能歌善舞的開朗女孩竟被意識形態的宣傳斷送了青春，到死也沒有掙脫悲劇厄運。由於文革權力鬥爭的動盪反復，這些人都經歷了大紅大紫和檢討挨鬥的曲折坎坷。侯雋曾經跟文革的欽定黑幫周揚、四人幫的主犯江青都有過公開接觸，經歷文革的人都知道，這些經歷都會給侯雋帶來強勁的政治衝擊和沉重的批鬥壓力。朱克家被開除黨籍，下礦井挖煤。張鐵生判刑勞改15年。
下鄉青年失去了糧油定量，即使全勞力全勤也很難養活自己，必須靠家庭貼補。只要插隊幾個月或一年，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會有黃宗英筆下小機靈的想法，想找一個有國家工資（至少補貼）的活計，於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額就成為爭奪的目標。每個家庭都開始動用自己的裙帶關係，託人情，走後門的惡劣歪風正是從下鄉運動之後開始跨省市大規模地盛行起來的。《特別的姑娘》連這樣可憐的小人物和常人心態都要嘲諷和打擊，後來這種脫離人民的文章落到知青痛恨的下場是必然無疑的。
根據鳳凰網與知青典型的訪談（200903），我們知道當年侯雋竟不得不唱歌以忘記饑餓的難耐。其他的知青還可以逃回父母親友的身邊，她作為典型是不能逃避的。邢燕子婚後也因饑餓奶水不足，嬰兒啼哭。侯雋勻出自己的口糧去接濟。也正是這些模範典型先進人物，在毛澤東的生日宴會上，近在咫尺也不向主席質詢為什麼農民連飯也吃不飽，為什麼主席的女兒不下鄉插隊？在他們擔任委員、常委、主任的人代會、黨代會、團代會上為什麼不向大會質疑農民連飯也吃不飽？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人民擁戴的代表，而是黨政宣傳構築的肉身貞節牌坊。
所有下鄉知青的典型都是吃過“苦中苦”的人物，（只要政治需要方面不栽倒，就可以做黨政需要的“人上人”：代表、常委、主任等等）。他們吃苦之餘又被羞辱的經歷更令人同情。但是他們幾乎都缺乏翻身躍起憤怒反叛上山下鄉運動的勇氣，卻接受了宿命的觀念：服從了黨的需要，自認是時代的產物，……但是他們不僅是時代的犧牲品，也是他們主動地充當了錯誤政策強有力的工具。正是在他們這些現代貞節牌坊的陰影下，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失去了選擇生活道路的自由，學習的自由，婚戀的自由，無數女青年被逼婚、被迫奉獻貞操，無數所謂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歧視、被踐踏。歷史當然不可能倒推而重新演繹，但是他們繼續用“青春無悔”來掩蓋這些“存天理滅人欲”的兇殘，就是對於知青一代的再傷害。這一筆青春的孽債必須從思想上徹底清算。
應該指出的是，《特別的姑娘》這類報告文學和報導所記錄的並不是當時青年的真實生活。只是黨政宣傳的需要。侯雋近年在鳳凰網上也承認，她給家裡的資訊只說好的（別人幫助），不說其他。當母親知道她的困苦時哭了三天三夜。在黃宗英發表她的成名作的時候，上海市民中已經廣泛流傳赴新疆上海青年的不幸和受騙（沒有探親權利，根本沒有宣傳中的種種生活條件），文革初期各地都發生下鄉青年要求回城和生活困難的示威活動。當侯雋董家耕們發出各種豪言壯語的時候，廣大知青正在經歷失學的痛苦和精神的壓抑，他們的青春被無知、無聊和政治迷信所荒廢，荒廢得毫無價值，對國家建設極少建樹。
兩千萬知青，億萬個家庭，二十多年的苦難（1955-1980）。所謂的下鄉知青典型都缺乏真誠的感召力量，全憑權力的的支撐而浮沉。古代遺存的貞節牌坊總是給後人留下在虛矯的顯赫之下的卑微和陰沉的印象。下鄉知青典型除了朱克家徹底醒悟不願再跟黨政宣傳沾邊以外，侯雋、柴春澤患有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繼續不斷地粉飾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知青下鄉問題上的歷史。文革是全面的浩劫。知青下鄉則是發生在青年教育、人才選拔、人民就業等社會財富和權力再分配領域內的文革。下鄉運動根本上就是文革的有機組成部分。1980年停止下鄉就是切實具體的否定文革。侯雋、柴春澤等人反復歌頌上山下鄉鼓吹青春無悔，實際上就是在頌揚文革，向人民的傷口上撒鹽。
文化大革命結束到今天已經數十年了。在中國人的心目裡，那場慘絕人寰的浩劫已經被逐漸淡忘，這並不應該責怪那些今天30～40歲的一代人，文革發動的時候他們纔出生，或者還沒有出生，今天，當他們坐在出版社編輯部的辦公室裡，看著那些當年紅得發紫、而在過去的20年被人們遺忘的人物的回憶錄時，他們覺得好奇，覺得有轟動效應，於是，像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謝靜宜、徐景賢……等等的名字又開始出現在書市、互聯網或者電視節目上，其中一位最令人噁心的女士是章含之。
這些年，章含之就她和喬冠華的婚姻寫下了不知道多少文字，口口聲聲訴說她的喬冠華的愛情有多麼的可貴和忠貞，對喬冠華在文革後的處境表示了強烈的不滿，章含之至今還不敢說，喬冠華的被處理是冤案！但是，她的所有談論關於她和喬冠華關係的書籍和文字，都明顯地表露這個意願。
關於對喬冠華的處理到底是不是冤案，就像當年對四人幫的處理是不是合法，自有史學家來論證。我在這裡想談的是，章含之故意掩蓋了她和喬冠華關係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內容，也就是導致了喬冠華後來淪為四人幫同黨的原因：沒有章含之做引路人，喬冠華可能還不會陷在四人幫的幫圍子那麼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四人幫的鬥爭中，章含之不僅自己站在了四人幫一邊，而且把喬冠華拉下了水。
回顧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我們要感謝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高文謙先生最近出版的《晚年周恩來》。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客觀地揭示出了文革當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把文革歷史當中一個始終被掩蓋、被篡改的事實基本澄清了，那就是周恩來是毛澤東最後一個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所謂的批林批孔和後來的評《水滸》，就是針對周恩來的。這是公開在全中國老百姓面前的政治鬥爭，在批周這一點上，文革中和文革後的官方輿論界一直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不敢點穿；而事實上在1973～1976年前後黨內上層(省軍級以上)，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嚴厲批判早已是白紙黑字寫在中共中央文件上面。批周的高峰是1973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是一個謎，因為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後，這次以批周為主題的會議的記錄，根據周恩來遺孀鄧穎超的要求，全部銷毀了。鄧穎超的這個做法很合乎周恩來的為人。儘管從文件上已經很難查到與會者的發言記錄，但是關於這次會議還是有不少記載和回憶。《晚年周恩來》對這次會議有詳盡的論述。除此之外，還有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譔寫的《我的伯父周恩來》也從側面涉及到了這個會議。周秉德寫道：
沒過兩天，游泳池 (注：毛澤東處)傳來話，政治局會議多加幾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幾個人 (請注意這裡)，一塊兒討論討論。但是這次會議已經發生了帶根本性的變化：過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會議都是伯伯主持，這次明確指定王洪文主持會議。很明顯，伯伯已經被置在了受審席上。
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輪流在外等候的張樹迎(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和高振普(周恩來的衛士)明顯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原來開政治局會，都是總理第一個到會議廳，看看會場的佈置情況，最後一個離開會場，與會場的服務員聊會兒家常。這次則不同，是會場都坐好了，才讓總理進去；會議結束，第一個讓總理出來，可會議還繼續進行，是已經下一次怎麼繼續批判。
有一次會議開得很長，伯伯該吃治療心臟病的藥了，張樹迎管不了什麼規定了，他拿著藥推門走進會場，會場裡的緊張氣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緊了：真難以置信和忍受，總理單獨坐在大廳的一個角上，前面擱個茶几，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中。其它人圍成一個圈，完全是一個批鬥的架勢。雖只聽了只言半句發言，張樹迎便血向上湧，心臟砰砰亂跳，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卻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眾口一致，聲色俱厲，都在批總理和葉劍英喪權辱國、投降主義，迫不亟待搶班奪權！江青、姚文元還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後，毛澤東對會議的評價是會議開得好。在這次會議上，喬冠華是作為外事口的代表，對周恩來進行重點批判的人物。現在的人很難理解，喬冠華是中國共產黨內，由周恩來一手培養和提拔起來的職業外交家，他怎麼樣會成為批判周恩來，後來又墮落為四人幫內定內閣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這是關於喬冠華一生道路的重要轉捩點，也是在章含之介入之後喬冠華生活發生的變化。
章含之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她曾經是毛澤東的英文教師。毛澤東自己有英文秘書林克，何以又要聘請一位當時只有20多歲的章含之作為英文教師，這只有毛澤東和章含之知道了。文革後期。外交部有一批小姐，她們是王海蓉、唐聞生、羅旭等，當然，章含之也是其中非常活躍的一位，她們利用毛澤東接見外賓的機會，可以隨時向毛澤東進言，在當時極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圍下，擔當了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而章含之憑藉著曾經是毛澤東英文老師的頭銜，和毛澤東的關係更加密切，以至於毛澤東想把章含之派到加拿大去當大使，而拆散她的喬冠華之間的關係。
喬冠華儘管當時已經是外交部的副部長，但是還沒有走進到中南海的圈子裡面，或者說，還置身於當時最高層的政治鬥爭之外。但是自從章含之走進了他的生活，從此喬冠華就隨同章含之陷入到一股暗流當中不能自拔。
章含之在她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一書中，輕描淡寫地談到了1973年批周會議，並且後悔沒有為周恩來講句公正話。事實上，她和喬冠華豈止是沒有講句公正話，他們是被毛澤東從外事口搬來的轟擊周恩來的重炮。從此，喬冠華通過章含之成為毛澤東打擊周恩來的一門重型武器。
章含之在書中寫道，喬冠華為他在這次政治局會議批周的發言很後悔，曾經在1975年見到周恩來時當面向周恩來道歉，據章含之記述，周恩來對喬冠華表示了諒解。但是同樣的場合，周恩來在1975年在305醫院接見羅馬尼亞黨中央書記，這是他最後一次接見外賓。接見結束之後，醫生護士和在場的工作人員要求和周恩來合影留念，周恩來同意了；合影之後，周恩來向眾人說：我希望你們當中的人不要在我死了之後在我的臉上劃叉子。當時所有的人都大為吃驚。喬冠華是當時參加合影留念的人物之一。
誠如章含之書中所寫，毛澤東事實上對喬冠華一直不滿意，冠冕堂皇的說法是政治上右傾，因此喬冠華一度向左派靠攏，而最終喬冠華和章含之明白，為什麼毛澤東對喬冠華不感冒；這使得已經結為夫婦的喬冠華和章含之逐漸脫離王唐兩位小姐，試圖在毛澤東身體狀況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和江青、張春橋等走近，最終進入江張內閣的班底。章含之著書從來不談這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喬冠華為什麼被四人幫選為副總理，又為什麼在四人幫倒臺後被撤職，章含之自己為什麼被立案審查。按照章含之的說法，似乎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共中央無緣無故冤屈了喬冠華，撤銷了喬冠華的職務，而對她自己被專案組審查一事更是諱謨如深，隻字不提；她章含之和喬冠華不僅不是四人幫的隨從，反而倒是四人幫的受害者。
其實，歷史就是歷史，並沒有隱瞞的必要。無論是喬冠華還是章含之，不過都是被毛澤東掌上玩弄的小棋子。現在回過來看那段歷史，他們都是犧牲品。需要現代人警惕的是這些章含之現象、徐景賢現象的出現，反映了中國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極為不徹底的。中國不僅沒有建立起文革博物館，反倒是這些當年的打手可以靠編造歪曲歷史的歷史，大賺其錢。周恩來九泉之下何以能夠瞑目，張志新烈士的鮮血豈不是白流了？
王光美的兩面性
王光美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她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
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去世，網路上一片讚揚聲，更對她文革中喪夫陷獄，無比同情。王光美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王光美作為當時的第一夫人，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吊詭的。在中共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
“桃園經驗”開文革政治迫害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地位，並不僅是由她作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劉少奇一同創立的河北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又稱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一九六四年九月）。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一下王光美在全國大力推廣宣講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而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他創立的經驗，卻都最終成了毛澤東打倒他們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
最後，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王直接指導下搞出來的“經驗”，全部在複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4。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燕飛”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它很可能就發源於“桃園經驗”！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文革初期迫害清華無辜師生
文革初期，劉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華大學再創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桃園經驗”，再一次派王光美作為“普通工作組組員”的名義去清華大學直接指揮運動，立刻成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揮下，工作組非但立刻把校長蔣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長全部打成“黑幫”而且殘酷地迫害無辜師生。工作組一進校，就責令全部幹部，包括教研組正副主任“靠邊站”、“上樓”批鬥。清華群眾形容當時的亂鬥場面是“遊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全校五百多名幹部中，被王光美指導的工作組打入 “黑幫勞改隊”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中共有過一點批評，抑或對工作組有過一點非議，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一時清華園內冤獄遍地，“右派”叢生。據文革後統計，十年中清華大學共有包括武鬥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四八人，其中被工作組迫害致死的就達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年僅二十歲左右的工化系學生蒯大富不過因為“革命”過頭，對工作組提了一些意見，立刻被王光美和劉少奇打成“反革命學生”，就地監禁批鬥，也搞得他差一點自殺。結果這一事件被毛澤東利用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著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在全校批鬥王光美時，筆者正在北京串聯，住在清華大學。我和當時清華大學的不少師生談起王光美在清華的所作所為，所有和我交談的師生都認為：王光美言行虛偽做作，整人、心腸狠毒，雖然造反派鬥她的大會有些過份，但這也是她在清華作惡多端的一種報應。
應當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後只是強調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對於自己從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別人的經歷，卻做了種種不應當的辯解。比如，她在不少場合仍然把她在四清運動中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和今天的“反腐敗”相提並論，來證明自己殘酷迫害別人的正確性乃至預見性。這些都是毫無反省和懺悔的一面。
一個微妙的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結束後，王光美對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澤東的態度，逐漸地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劉少奇還沒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還基本上對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據說她在看歌頌周恩來保護劉少奇的電影時拂袖而去，因為周其實是迫害劉致死的罪魁禍首之一──劉的項目組長。還據說在劉少奇追悼會的悼詞中，她堅持刪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好學生”等令人作嘔的字眼。
但從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她的兩個女兒也紛紛成為經濟改革中最大的特權階級──海外中資公司的老闆，她竟然也一反常態、開始肉麻地謅媚殺夫的毛澤東了。最噁心的例子便是她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至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
王光美的言行，蘊藏更深的還是她對於她家庭的特權利益的切實維護……而王光美為了兒子的飛黃騰達，自然也心甘情願地作了這一“政治秀”的主角。
王光美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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