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導讀：自古以來，中國的官場恐怕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傳統。它一定會自動培養出有利於維持它的規則的人。它有很強的修正和自我保護能力，沒有人可以操縱它。 ——www.xinli001.com
近期，何亮亮的新書《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肅貪記錄》出版。這部聚焦於香港反貪腐的著作，很快引起了內地讀者的興趣。
廉政公署這個詞，香港影視劇迷不會陌生。這個成立於1974年的機構堪稱香港反貪腐的一把利劍。
香港一度貪污盛行，警界、政界更是重災區，廉政公署成立之後，短短數年內就扭轉了這一局面。至今，香港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地區之一。香港廉政專員湯顯明一語道破廉政公署成功的關鍵：“反貪的關鍵不是‘嚴懲重判’，而是做到‘逢貪必抓’……反貪機構的關鍵是要做到對腐敗‘零度容忍’。”
廉政公署在香港發揮的重要作用和顯著成效，激起了何亮亮的興趣。《零容忍》出版後，他也常被問及廉政公署的成功對內地有哪些借鑒意義。對此，他的回答卻是“不可複製”。
薑璐璐：在您看來，香港的廉潔是主要歸功於廉政公署，還是社會民眾的覺醒？
何亮亮：當然是兩者兼有，廉政公署本身帶動了機制的建立，同時也帶動了廉政文化深入人心。貪污受賄永遠是一個雙方面的事情，行賄的人會覺得我花錢買方便，是一個投資成本。但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後，香港整個的觀念就改變了。就拿媒體來說，內地的一些公司到香港搞活動，香港的公關公司都會告訴他們，不能給記者發紅包，因為有的人不但不收，他可能還要去告發你。
薑璐璐：廉政公署在香港得到了民眾比較高的信任，它是怎樣走上這種良性發展軌道的呢？
何亮亮：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雖然有應急的一面，但並不是純粹應付老百姓。在此之前7年，也就是1967年，發生了反英暴動，事件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期的暗殺、放置炸彈。不管參與者有多少過於激進的行為，但在其中肯定包含了普通香港市民對港英當局的不滿情緒。所以港英當局也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穩定，多管齊下，從社會福利、公共教育等等方面入手作出改善，廉政公署的成立是其中的一部分。
薑璐璐：廉政公署的成功，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有什麼借鑒意義嗎？
何亮亮：廉政公署的成功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複製，在內地也不例外。這個判斷不帶感情色彩。
薑璐璐：為什麼不可複製？
何亮亮：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廉政公署在香港成功，有賴於很多條件，而這些條件在其他社會都很難複製。就算是相似的社會環境，也沒有過成功的複製廉政公署的例子。比如澳門，回歸之前澳門殖民政府的腐敗就非常出名，葡萄牙人自己就不廉潔，後來澳門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但澳門近年來挖出的最大的貪腐案，前運輸工務司司長區文龍貪污案，還是香港廉政公署發現的線索。臺灣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今年最大的案子是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受賄案，但這個案子是媒體先報導出來的，並不是廉政公署發現的。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它是執法機構，但不屬於政府，經費由立法院直接撥給，對特首負責。另外，英美法系對廉政公署這種獨立於政府的機構的支持也更好一些，英式的法治確實是相對更獨立的法治，有這樣的法治，才能有廉政公署這樣的機構存在。
廉政公署的工作範圍很寬，官員們可能會不喜歡廉政公署，一舉一動都有人盯著，當然不太舒服。但從社會的角度，有人監督肯定是好事。
薑璐璐：可以說，它有個尚方寶劍？
何亮亮：不，廉政公署也是受到很強的制約。一方面，它得聽命於特首；另一方面，檢察官、法官對它有制約，輿論也對它有制約。當初設計成立廉政公署的時候就已經做了這方面考慮，廉政公署權力很大，但它沒有權力直接起訴，要由律政司來起訴。如果證據不足，律政司這第一關就過不了。
薑璐璐：既然廉政公署最重要的是獨立于行政，那麼我們也成立一個獨立于行政的機構，不可行嗎？
何亮亮：那不可能。中國的“官場”力量太大，這跟現在的政治體制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只能說自古以來，中國的“官場”恐怕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一種政治傳統。甚至連“官場”這個詞都很難翻譯，因為英文中沒有和它對應的詞。它的特點是一定會自動培養出有利於維持它的規則的人。它有很強的修正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沒有人可以操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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